清军入关时，顾炎武曾在《日知录》中提到，“保国者，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；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。”也就是说，保卫国家存亡，是帝王将相之责，而天下兴衰，却是每个百姓都有的责任，梁启超在《饮冰室合集》中将之总结为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八字。

顾炎武画像

这八字，先要有天下情怀，以天下为己任，再将之落到实处。

何为天下情怀？

中国自古就有，从将天下大一统的秦始皇，到“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的刘邦，甚至于小说中，《神雕侠侣》里郭靖对杨过说的“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”，这些都是天下情怀。

何为落到实处？

1916年5月的一天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门口挤满了人，人群直排到三条马路之外，人人争先恐后，撞门攀窗，几乎不顾生死的要冲进银行兑换现金！

究竟是什么原因，让人们如此疯狂？

这要先从一个人说起，这个人就是张嘉璈。

张嘉璈，字公权，1889年出生于江苏宝山（今属上海）的一个大家庭，虽是旧式大家族，对教育重视却也十分开通，所以张公权幼时不仅读私塾，还得以进上海江南制造局方言馆学习法文，后来进入宝山学堂，1904年考取秀才后，又考入北京高等工业学堂，半年后赴日进入东京庆应大学进修财政学，从其求学经历可以看出，张公权中西并重，这为他以后从商从政都起到了很大的帮助。

张嘉璈

1909年留学回国后，曾因为梁启超关系，在北京任职，1914年有感于官场黑暗，弃官从商，回到上海后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。

说起中国银行，前身可以追溯到户部银行，1908年改户部银行为大清银行。1911年辛亥革命，大清银行又改组为中国银行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一起作为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。

张公权回沪第二年，即在上海金融界打开关系，发起各行经理参与的周五聚会，加大了银行业的内部联系，为日后的“京钞挤兑”的解决提供了帮助。

1916年，袁世凯为对付南方革命军，袁世凯命令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垫付巨额资金来扩大军备，大量垫款导致钞票发行过多，引起银行信誉动摇。

当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所需货币量，就会引起通货膨胀，进而造成破坏社会再生产、减少生产性投资、打破流通领域平衡、改变收入与财富占比等诸多影响，故而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交通银行总办梁士诒提出中国、交通两行合并，集中资金为袁世凯服务时，本就民心不稳，大量的钞票持有者开始要求兑现，北洋政府眼看库存危急，于1916年5月10日由国务院发布电令要求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禁止兑现，现款封存，禁止人民拒收纸币。

5月11日清晨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接到总行转来停兑令，若执行此命令，则中国银行自此信誉扫地，中国金融机构将被外商银行管控，副经理张公权说服经理宋汉章，要抗拒北京命令，照常兑现，但是面临着一个问题，如果他们二人被免职，则抗命之举毫无意义，于是由宋汉章去拜访法官，决定用诉讼，也就是通过股东控告的方式，可以使北京政府不能逮捕现任经理、副经理，也就是宋汉章和张公权，同时，张公权利用人脉关系，联络南三行等同行，外滩的外国银行一起，共同应对百姓兑换。

5月13日，上海报纸刊登声明：中国银行延长办公时间，下午照常开门兑现。张公权曾在日记记载当时局面“余自寓所到行（汉口路三号），距址三条马路，人已挤满，勉强挤到门口，则挤兑者争先恐后，撞门攀窗，几乎不顾生死。”

由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毫无条件的给予兑现，上海市民发现并没有紧急兑现的必要，及到了19日，兑换风波便已停息。自此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声誉陡然提高，存款额大幅提高。

5月15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股东联合会在电报中阐述抗命理由时说：“此次中央院令，停止中、交两行兑现付存，无异宣告政府破产，银行倒闭，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，丧尽国家元气，自此之后，财政信用一劫不复。沪上中国银行由股东决议，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，不能遵照院令办理，千万合力主持，饬中行遵办，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，为人民留一线生机，幸甚。”

好一个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，为人民留一线生机，这就是天下情怀，为了这份情怀，张公权不惜冒着各种危险，保住中国金融的自主权。如果张公权选择明哲保身，选择逃避这个可以不承担的责任，那国家的经济将会遭受怎样的重创？

高晓松提到过名校生要胸怀天下，改造国家，什么样的人算是这样？

张公权即是，他以年轻人的胸怀，丰富的知识，合理的谋划，救国家于危难，这才叫胸怀天下、改造国家。

他即是将情怀落到实处，用行为诠释了什么叫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。